邓小平理论与国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是社会主义新时期才逐渐兴盛的，属于历史学科的分支。邓小平理论对国史研究这个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国史研究是历史学科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属于断代史。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之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开始之时。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国史研究工作并未充分开展起来。国史研究的真正起步，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伴随着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创立和发展而逐步走向繁荣的。

国史研究的繁荣首先表现在国史论著的大量涌现上。其中，既有系统叙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过程的数以百计的各种版本的“国史”；又有就国史中某一事件、人物、领域、思潮开展的专题研究；更有数量浩繁的学术论文；还有相关的各种类书、辞书、档案资料、大事记，如《当代中国》丛书等著作的成批推出。其次，国史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其标志性的成果是集中了全党智慧、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完整准确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是国史研究的指导性纲领性文献。从此，国史研究不再是对时事政策的一般性诠释，而是作为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门学科。再次，国史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逐步壮大。首先是各级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党史研究室的设置，为国史研究做了一定的准备；进而有了各级的地方志、专业史编撰委员会；1990年又成立了专门研究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有了专业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和专业的出版机构———当代中国出版社。同时，全国各综合性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一些党校普遍开设了国史课程，一些院校还设立了国史教研室。这样，一支专业的国史研究队伍逐渐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国史研究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充分说明，正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推动，国史学科才得以形成，并开始出现繁荣局面。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方向。国史研究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党史研究，但是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作用，仍然是其必须反映而且是其必然要充分反映的一个基本内容。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亲身参与了共和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主要过程，是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者。在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建国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都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邓小平那些结论性的思想，尤其他在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所运用和阐述的方法、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国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论。这些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实事求是。 邓小平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于分析研究建国以来的历史。他在谈到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时强调实事求是，谈到他的重新恢复工作问题时强调实事求是，谈到推翻“四人帮”对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时强调实事求是，谈到平反冤假错案时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谈到能不能再说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强调实事求是，谈到如何评价毛泽东时更是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既作为立场、又作为方法来看待。他还提出一些具体原则，如“敢于面对事实讲真话”，又如“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还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不仅注重“实事”，而且更强调“求是”。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对历史研究有两点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一是要把历史的真实性放在首要的位置，这既是中国史学家传统的“史德”，也是共产党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要求。由于国史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更需要有政治和理论勇气。二是在“实事”的前提下，从历史的发展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第二，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毛泽东晚年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如果不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不能纠正“左”的错误，生产力就不能顺利发展，人民生活就得不到明显的改善，历史就不能前进。邓小平领导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思想解放，从而取得了拨乱反正斗争的胜利。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对毛泽东错误的批评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全盘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郑重指出：“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对毛泽东的错误做了界定，同时，邓小平又强调：毛泽东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总之，邓小平站在与党与人民利益一致的立场上，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其性质和造成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实事求是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其着眼点不是泄私愤，也不是为了转移人民的一时不满，而是放在总结经验、探索未来前进的方向上，因而达到了既分辨是非，又捍卫和高举了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目的，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功过的典范。在这里，邓小平使用的方法，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它告诉我们要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考察事物，把一切问题都摆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瞻前顾后。如果离开总过程，孤立地看问题，就事论事，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第三，全面的比较研究方法。 这也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时经常使用的方法。例如，他用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旧中国的屈辱历史进行对比后认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以此阐明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他把造成新中国在前进道路上一度出现严重曲折的根本性原因——“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日、意等国的历史发展相比较，指出：她们“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从而得出结论：封建的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他以此教育人们要认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以坚定其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同中国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由此他得出结论：“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这样，就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在研究新中国建设方面的问题时，把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同周边国家进行比较，一方面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在六七十年代，我们同国际上科技水平的差距被拉得很大，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经济发展速度问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国家稳定的“最根本的因素”。总之，邓小平经常熟练使用的全面的比较研究方法，对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纵”的比较，可以找出国史同古代史、近代史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进行“横”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对世界、世界对中国的相互影响。这种比较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通过对相应的历史现象、事件、人物的比较，从共性中找出规律，从差别中找出各自的历史特点，从而全面准确地把握历史，避免国史研究中的偏见和片面性。

第四，生产力标准问题。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把能否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作为衡量一个政党进步与否的标志。他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伊始，就作出科学的判定：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然而，他的这些正确结论后来在各种复杂的原因影响下，没有能够坚持下来。邓小平总结了这段历史发展的正反面经验，指出：我们过去最大的失误就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主，忽视了发展生产力，片面地甚至是唯一地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追求“一大二公”，结果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基于此，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该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从而重新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进一步深化了对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认识，他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即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作为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生产力标准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国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反映和研究中国人民如何通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的历史，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这一标准也同样可以而且应该引作国史研究和评价人物或事件的标准。生产力标准对国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还表现在国史研究重点的确定上，即在注重政治史研究的同时，还应特别加强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这也是国史研究区别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此可见，邓小平思想的理论特色，对国史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是需要我们坚持和运用的。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回顾与总结，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汲取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据。关于史学研究的一个目的，邓小平有一个极富特色的思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尊重历史的存在，尊重历史的规律，他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掉马克思，没有丢掉列宁，没有丢掉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他非常重视从历史的经验中引出规律来指导现实，但同时他也不同意对历史做简单的重复性继承。邓小平认为：“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邓小平立足于现实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一种发展的历史观，是一种前进的历史观。这不仅在更深的层次上阐明了研究历史的目的，而且为史学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同时，他这种用发展的眼光看历史的观点，突出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强调历史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研究历史问题时，既要看到前因，还要注意后果，而不能只顾眼前。这对于现实性很强的国史研究来说，既指明了方向和目的，又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